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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，2018年第二季度中国的经常账户和非储备金融账户盈余分别为58亿美元和182亿美元。既然第二季度和7月份出现“双顺差”，又没有明显的大规模资本外流，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就变得更加难以解释。一种解释是目前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数据只是初步的，还有待修订。

大家回忆一下，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“大哥大”是老板手里才有的东西，一部手机价格要上万块钱。十几年前还没有智能手机，也没有移动支付，而现在连街头的乞丐都用手机扫二维码乞讨。现在的变化，不是过去所讲的一般意义上的变化，而是带有加速度的变化。以十年为单位的人类社会变化，基本结果就是内生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。传统农业社会的不确定比较小，到了工业社会不确定性变大了，但相对来说也不用过多的考虑。所以在工业社会时期形成的经济学，基本上把不确定性当作外生变量来处理。进入信息社会，你再把它当外生变量处理就不行了。

当前国际形势正发生复杂深刻变化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，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，非传统安全威胁依然严峻。世界经济出现向好势头，但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，保护主义显著抬头。开放还是封闭、前进还是后退、合作共赢还是零和博弈，这是摆在各国面前必须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。本届亚欧首脑会议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举行的。

第二，从经济性政策到综合性政策。财政政策既是经济性政策，也是社会政策，而且还是创新政策。财政政策归纳起来有两种属性，一个经济属性，一个社会属性，所以财政政策兼有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属性，它是从经济、社会两个方面同时发力。这与凯恩斯分析框架里面的财政政策不一样，那个政策只是经济政策。作为经济政策、社会政策的目标和作用机理应当是不同的，但从公共风险角度却可以统一到一个分析框架之中，目标都是降低不确定性，公共风险最小化，其作用机理都是割断风险链条，阻隔公共风险的形成。

全力推动一致性评价的影响在最近召开的药监系统会议上，国家药监局局长焦红部署了2019年重点工作，其中一项是：加快新药上市，全力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，深入推进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，完善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。从中可以看出，一致性评价是药监局今年最为核心的工作。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，一致性评价没有完成工作目标，今年的全面提速是要补课。审批资源是有限的，工作重心向一致性评价转移后，新药审批效率将受到影响。

再一个，高杠杆、高成本带来的脆弱性。比如债务依赖。越是依赖债务，杠杆就会越高。杠杆越高对企业来说财务费用就会越大，利润就会越薄。利润越薄自己的资金就会更少，为了维持生存就要去借债，形成恶性循环，推高成本。高质量发展需要付出高成本，比如说高端品牌，成本自然要高。培养一个高端品牌需要时间，一年两年恐怕出不来。还需要技术含量，需要研发的支撑等等，都意味着需要成本投入。还有社会成本，比如说老龄化问题。在现代文明社会里，谁也不能说让老人自生自灭，这些都会转化为企业成本，社会保障缴费率的高低问题也很纠结。今年的全国两会已经提出，把养老缴费率从20%降到16%。另外，现在的环境也到了非治不可的时候，再不治别说发展，连生存都出问题了。所以高成本是不可逆的，我们说降成本，要分清楚哪些成本可降，哪些成本不可降，不能笼统的说降成本。高质量发展有些成本要扩大，否则就没有高质量。